田耕莘字聘三，山東陽穀人，幼領洗，在兗州教區小修院讀書。及長晉鐸後加入聖言會，曾任青島主教、北平總主教等。二戰後教廷擢升他為中國、也是亞洲第一位樞機主教。1959年受命為臺北教區署理總主教，後被公推出任臺北輔仁的首任董事長。其高瞻遠矚的當機立斷，為輔大校園日後少受淹水之苦，奠定工程基礎。
田耕莘樞機幼時體弱多病、表現不佳，常遭老師冷嘲熱諷，修院院長維昌祿（Giorgio Weig, 1883-1941）神父甚至以「神學院不比醫院，你的病表示你沒有聖召顯示，最好還是回家還俗吧！」暗示他沒有機會升神父。然田修士最終還是晉鐸了。從副本堂起，很快就升任本堂；1928年加入聖言會。1939年，任陽穀區宗座監牧主教，後調青島主教。二戰後榮升樞機主教。1946年接掌有25萬教友的北平總教區。
1948年6月，田樞機離平赴滬治療心臟病與眼疾，1949年再轉往香港求醫。他原有意隨國民政府遷往臺灣，但教廷要求他留在香港調養，待康復後回北平復職。田樞機於1950年赴羅馬參加聖年大典後轉往美國休養，在芝加哥郊外泰克尼聖言會院隱居八年，直到教廷解除赴臺禁令。
1959年，教宗若望廿三世任命他為臺北教區署理總主教，並協助輔仁在臺復校事宜，他被公推為董事長，于斌任校長。教廷將輔大在臺復校的重任賦予田、于二人，表示已不再寄望迫害宗教的中共政權，轉而把臺北輔仁當成是重建中國教會思想的堡壘。
身兼臺北輔大首任董事長的田樞機，實際參與並不多，除了他個人的健康欠佳外，于斌是一位人脈廣達又深具組織能力的校長，足堪承擔繁重工作，也是原因之一。但這不意味田樞機完全不管；例如選擇校址，由於過程波折，教廷對此不滿而下最後通牒，他於是在相關會議中當機立斷裁示：「土地必須，第一，相當的高以免水災。第二必須交通便利，使教授易來授課。第三必須與群眾接近，使學生能來上課。」甚至指示：「那一塊可以早日購到，即購買哪一塊。」
輔大校門口三面高聳直立略凹狀的水泥柱校碑，代表中國聖職、聖言會與耶穌會三個主辦單位，校園內則有各具特色的系列建築。這種特殊的校園空間配置，實際上與選定新莊現址為校地後，三單位各自經營所主持的學院有關。而空間劃分又怎麼決定呢？聖言會的杜誼華神父回憶道：「當時沒有籤筒，我請求田耕莘原諒我的失禮，將他頭上紅色的圓頂小帽拿下來，放了三張籤（依照地圖上的分區，分別寫上了英文字母A、B和C）進去，然後放在于斌的面前。他沒有選擇餘地，只能選了其中一張。然後我將帽子拿給費濟時，讓他也抽一張籤。我則拿了最後那一張籤。」三單位分治的校內區域分配，就在田樞機的小紅帽裡做了決定。
田樞機任董事長期間，年事已高，校務以外的耕莘醫院、若瑟修院、聖多瑪斯神學院等繁重事務，終究還是壓垮了他的健康。1964年底，他突然心肌梗塞，在臺北榮總住院六週後轉往嘉義休養；1967年7月24日，田樞機於嘉義聖瑪爾定醫院安息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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