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輔仁的創校與本篤會（1925～1933）

本大學係美國公教本篤會奉羅馬教廷命來華創辦，為華北公教最高學府，於民國十四年在北平永租到李廣橋西街十號舊濤貝勒府為校址，開辦公教大學，考收預科學生。十六年九月成立校董會，更名輔仁，開辦文科，并設預科，呈報前北京教育部立案，奉批准予試辦在案。十七年六月改組校董會，遵章完成大學設立文學、理學、教育學三院，呈報設立校董會，奉教育部批准予設立，并同時准予立案。是年遵章停辦預科，開辦三三制中學，分初中、高中兩部，預科修業未滿期者併入高中肄業，以大學校董會總其事，呈報設立，奉北平市教育局批准予設立，并同時准予立案，各在案。

——〈開辦經過〉；《輔仁大學校董會（向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呈報事項表──輔仁大學呈報立案表》，民國20年5月。

一、北京公教大學創立的背景與緣起

　　地理大發現後，西方國家積極向海外拓展。16世紀下半葉（明萬曆年間），以天主教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為代表的傳教士奉派來華，藉西洋學說與科學知識為媒介，傳播福音並宣講教義，揭開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頁；朝廷官員與在野士人頗有受其影響者。

　　迨17、18世紀，由於在華傳教士質疑中國傳統禮儀是否與天主教義相容，羅馬教廷遂發布通諭，禁止中國教友祭祖祭孔，清廷則頒禁教令以對，因此產生了「禮儀之爭」；影響所及，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逐漸式微。直到19世紀中葉，清廷敗於中英鴉片戰爭，才再度對外開禁，有謂「海通以來，西力東漸」——西人、西教、西商、西學紛至沓來，而天主教會乃得以重返中國；其福傳對象，也從知識份子轉向一般民眾；其宣教模式，亦改以興學和社會服務為主。

　　20世紀初，延續清末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等力求富國強兵的趨勢，而有辛亥革命之歷史轉折。民國建元後，仁人志士處於軍閥割據操持國政的紛亂中，堅毅傳承了共和肇始的精神，在試圖統一國家之際，亦步法歐美，致力於現代化建設。當時新教（基督教）在華已有多所高校，天主教卻只有上海的震旦學院（Aurora College）以及位於天津的工商學院（Haute Etudes，即後來的津沽大學）。相對比較之下，信仰天主教的中國知識份子認為，要傳播信仰和促進發展同時並進，唯一的途徑，就是把天主教在華宣教與辦學的重心，轉移到高等教育上。抱持上述理念者，以當時兩位知名的天主教領袖、有「南馬北英」之稱的馬相伯（1840-1939）與英斂之（1867-1926）為主要代表；他們萌生醞釀了在中國首都創辦公教大學的意念。

二、創校先賢：英斂之與「輔仁社」

　　英斂之出身北京正紅旗，1895年成為天主教徒。1898年參加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避走南方，旅次中，1900年在上海結識了仰慕已久的前輩馬相伯。北返後，天主教教友柴天寵出資並力邀其共同辦報。

　　1902年，由英斂之統籌並擔任主要編輯的《大公報》於天津創刊，宗旨在介紹西學、啟迪民智、提出建言、興利除弊，以促國家富強。他贊成君主立憲，支持維新派的改革理念；也反對暴力和種族革命。在他主編《大公報》的10年間，即以「敢言」著稱；每每批判當政者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也對時事與社會問題直言不諱，並企求以輿論掃除當時一些舊規陋習，因此頗有影響力。

　　1911年起，他與熱愛中國文化的比利時神父雷鳴遠（Vincent Lebbe, 1877-1940），即定期舉辦公開的大型演講，發表時評並宣講天主教教義，吸引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皈依天主教。

　　1912年，英斂之因健康狀況不佳，被迫卸下《大公報》主編職務，並遷居北京香山靜宜園，潛心學問研究教義。雖然隱居園林，並自號「萬松野人」，但其「興西學、啟民智」和創辦高等教育機構的熱情及理想，仍絲毫未減。同年，他與馬相伯聯名上書教宗，求為中國興學。但不久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華興學一事，遂告擱置。

北京香山靜宜園

　　1913年，英斂之在馬相伯的協助下，於香山靜宜園創立「輔仁社」，培養中國的天主教青年子弟，以傳授國學及天主教史為主；同時也希望能鞏固並發揚中華文化。「輔仁」二字，出自《論語．顏淵篇》的「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一句。當時，還年輕的著名史學家陳垣（1880-1971）在結識英斂之後，經常往「輔仁社」走動請益問學。陳垣的成名作〈元也里可溫考〉，即是在這段期間完成。

三、馬、英聯名上書教宗求為中國興學

　　馬相伯出生江蘇的一個天主教殷實家庭，自幼接受傳統儒家及天主教教育。1851年，馬相伯進入法國教會創辦的上海依納爵公學（後改名為徐匯公學），修習西方古典語言與科學。1862年結業後，進入耶穌會在徐家匯創辦的初學院，成為一名見習修士。1870年獲得神學博士學位，被授予神父職位；1872年出任徐匯公學校長。

　　儘管馬相伯求學過程順利，但在成為神父之後，不論在治校、研究或其他領域上，其做法與理念都時常與教會團體上層發生衝突。

　　1876年，他的著作出版受到教會團體阻撓，乃退出耶穌會。離開神職後投身政治，參與李鴻章（1823-1901）主持的自強運動，協助清廷推動洋務。

　　1897年，馬相伯與教會取得諒解，重回耶穌會；此後40年，更傾其所有，全力辦學。他首先將松江、青浦三千畝祖產土地以及大筆銀兩，捐獻給耶穌會作為辦學之用；然而，耶穌會在接收這些財產之後，卻沒有著手建校。

　　1903年，馬相伯在蔡元培（1868-1940）協助下，借用耶穌會於徐家匯所設天文臺東邊的簡陋小樓，創辦了震旦學院。他在教育理念上相當強調自主學習的精神，並極力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在諸多事務上，也讓學生自治管理。然而，其治校方式與理念，再度與教會團體產生衝突。1905年耶穌會介入，廢除學生自治，引起學生抗議並發動集體退學。馬相伯遂在嚴復等人支持下，率領學生離開震旦學院，另創復旦公學（復旦大學的前身）。震旦學院由耶穌會接手。

　　1908年，震旦學院希望在上海法租界興建校舍，儘管馬相伯已離開，卻仍慨然捐出他在英、法租界地的大筆土地與金錢，以供震旦建校之用。

　　1899年，英斂之曾試圖拜訪馬相伯未果；1900年，雙方才於上海結識。因為有相同的理念、信仰與抱負，二人不久即成為莫逆。

　　英斂之辦的輔仁社與馬相伯的震旦、復旦二學院，皆未能實現他們發展天主教高等教育的理想，相較於新教在當時已有數所高校，如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協和大學等，而天主教只有震旦公學。加上中國教友不滿外籍傳教士主導學校教育政策、忽視中國神職人員的栽培、亦不重視中國文化。有感於此，兩人乃積極推動大學的設立。

　　1912年7月，馬、英聯名上書當時的教宗庇護十世（Pius X, 1835-1914），請求羅馬教廷協助在中國首都設立一所公教大學。他們在這篇著名的〈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中說：

方今我國政治之不良，科學之不明，實業之不精，土地之荒蕪，工藝之疏窳，學堂之淺陋，隨處皆然。其求助歐西之文化，不啻雲霓，而稍明時局者，亦漸知民德歸厚，捨宗教無由。以故誠得我至聖父師大發慈憫，多遣教中明達熱切諸博士，於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創一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範，庶使教中可因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因學問迎受真光。

　　上書固然得到羅馬方面的肯定，但不久適逢歐戰爆發，教廷忙於應變，馬、英籲請在華創辦公教大學的事因此而延宕。

　　1917年，英斂之發表〈勸學罪言〉一文，直陳北京教會長上量狹智昧；批評其主事者認為教友及司鐸不用讀書，特別是讀中國書無用，不如讀外國書還能謀得一差半職；也抨擊傳教士帶有帝國主義色彩。凡此弊病，英斂之認為來自於種族偏見，教會團體競爭。〈勸學罪言〉發表後，引起教會內外知識分子廣大廻響。因此，他主張並呼籲天主教會把傳教與辦學的重心，轉移至高等教育。同年，英斂之被委以河北水災的賑濟工作，無暇兼顧授課；「輔仁社」亦以經費拮据而停辦。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馬、英6年前上書教宗求為中國興學事出現轉機。羅馬方面於1919年派遣廣東宗座代牧光若瀚主教（Jean Baptiste Marie de Guébriant, 1860-1935）進行瞭解。光若瀚主教來華考察後，發現中國確實極度缺乏天主教高等教育；遂向羅馬稟報，教廷於是瞭解在中國設立公教大學的必要和重要性。

　　1920年，美國賓州聖文森總會院（Saint Vincent Archabbey）的本篤會神父奧圖爾（Geroge Barry O’Toole, OSB, 1888-1944）訪華，他與英斂之有所接觸，並商討公教大學設立事宜。奧圖爾神父是聖文森的哲學教授，很早以前就關心中國的傳教事業；這也是日後北平輔仁大學同美國本篤會因緣的起始。

　　奧圖爾神父的來訪，對於為了天主教高等教育奔走多年的英斂之而言，不啻見到了創設大學的一線曙光。他將1912年與馬相伯聯名的〈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和1917年自己寫的〈勸學罪言〉送給奧圖爾，並積極尋求美國本篤會的協助。

　　奧圖爾訪華結束後隨即轉往羅馬，向教宗及負責福傳工作的傳信部（Propaganda Fide）報告考察心得，亦代馬、英請求在中國興學。不久，教廷與本篤會總會長斐德理士（Fidelis von Stotzingen, OSB, 1871-1947）商議，並希望本篤會能負責在中國籌辦一所大學。

四、本篤會受命創設北京公教大學

　　本篤會是西方教會團體制度的創始人聖本篤（Saint Benedict of Nursia, 480-547）所創立的。529年，他在羅馬山上建立了著７名的「卡西諾山修院」（Abbay of Monte Cassino），奉行嚴謹的清規與隱修的生活模式。本篤會的修士們以「聖本篤」的精神─虔誠、勤勞而靜默－為圭臬，並且十分重視研讀與求知。他們在6世紀時把本篤會的文化傳入英格蘭；八世紀時再傳到日耳曼地區。766年在巴伐利亞設立的「梅登修院」（Abbey of Metten），即是美國第一個本篤會修院－1846年在賓州設立的聖文森總會院－的母院。

　　本篤會一直有創設大學的悠久傳統，其在794年所建的神學院後來發展成歐洲最古老大學之一的薩萊諾大學（University of Salerno）；八世紀所設立的英國本篤會克洛依蘭修院（Abbey of Croyland），也與劍橋大學有很深的淵源；拿波里大學（University of Naples）亦是由本篤會在西元1224年所創立。

　　基於上述背景，加上教廷認為當時中國分崩離析的狀況，和中古黑暗時期的歐洲很類似，而本篤會會士在當時保存了基督信仰的火炬與古典學問，所以希望能將籌設公教大學的任務，託付給本篤會這個古老且博學的教會團體；特別是交由籌措經費素有成效且財力充裕的「美國本篤會加西尼聯會」（American Cassinese Congregation）的12所會院，並由位於賓州的聖文森總會院擔任最主要的負責單位。

　　聖文森總會院是全美所有本篤會當中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資源也最充裕的一個會院；她既是全美本篤會的母院，也是最有能力承擔這個重任的總會院。聖文森跟中國也有一些淵源。早在1902年復活節前，美國本篤會聖文森總會院在得悉義和團殺害了48位天主教傳教士的消息之後，便決心前往中國傳教。1911年創立的「瑪利諾會」（Maryknoll）是全美第一個專為海外傳教士所興辦的教會團體；他們在1918年就已赴華傳教。此外，歐戰結束後的十年間，美國的經濟基本穩定且較富裕。本篤會在這段時期，除了在美國宣道外，也將幅傳工作逐漸推展到太平洋彼岸。

　　1921年底，教廷正式向本篤會總會長斐德理士傳達了教宗關於在中國創辦公教大學的諭令。翌年，相當重視海外與中國福傳工作的庇護十一世（Pius XI, 1857-1939）就任，更加關切在華辦學一事。本篤會方面對中國傳教事業固然抱有相當熱忱，但也深知以一個會院來承辦一所大學，是相當艱巨的挑戰，超出其所能負擔的範圍，因此對於教廷指示接辦在華籌設公教大學的工作，頗有躊躇。

　　1922年6月，教廷傳信部致函美國加西尼聯會，力勸其接下辦學任務。9個月後，傳信部又再次轉達教宗庇護十一世的殷切期望，並撥出十萬里拉（約美金五千元）作為教廷方面的贊助。1923年8月，加西尼聯會的12所會院院長及代表，在伊利諾州集會討論；最後，勉為其難地接受了，並且將計畫託付給聖文森總會院。加西尼聯會的其他11所會院承諾將從旁協助，提供所需資源與人力。六週後，聖文森總會院表決此案；經過一番激辯，投票通過承接在中國北京籌設公教大學的任務。

　　英斂之、馬相伯為創設中國公教大學多年奔走的操勞與心願，終於有了實現的機會。「祈求美國本篤會的熱心跟努力不會白費。在天主的安排下，能夠在東方重新恢復舊日西方修士的偉業，重建中國如同數千年前修士們建立現代化的歐洲一般。」²奧圖爾神父在寫下這段話的同時，回顧本篤會自中世紀以來的歷史，再面對遙遠東方的這項重擔，內心充滿激動之情與任重道遠之慨。然而，當時他並不知道這個重大的決定，將帶領本篤會美國聖文森總會院走上一條漫長艱困的荊棘之路。

　　1924年6月27日，教廷發布敕令，確定未來將設在北京的公教大學直屬教廷，並任命美國聖文森總會院的司泰來院長（Archabbot Aurelius Stehle, 1877-1930）為第一任監督（Grand Chancellor），全權負責籌建。不久，司泰來院長派遣副院長伊德豐斯．布蘭史泰特（Ildephonse Brandstetter, 1870-1945）和助理神父普拉西德斯．拉登伯格（Placidus Rattenberger）一同前往中國，協助籌備設校事宜。兩位神父抵達北京後，受到了英斂之、馬相伯，以及教廷首任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Archbishop 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的熱忱歡迎與接待。於此同時，司泰來院長也在美國境內積極籌措設校資金與組織人力。

司泰來院長

　　1925年，司泰來院長任命奧圖爾神父為公教大學校長，並與他同往中國，處理購置校地事宜。在美國公理會協助下，司泰來院長順利購得前清貝勒載濤的府第。

舊濤貝勒府

　　載濤是光緒皇帝之弟，由於當時北洋軍閥割據混戰，時局動盪不安，載濤深恐府第為軍閥所佔，因此低價賣給本篤會。舊濤貝勒府佔地約65畝，內有房舍花園，清靜幽雅，古意盎然；本篤會購得後立即進行內部整修，並安裝現代化設備。

　　另一方面，英斂之認為，在接受大學教育前，需具備扎實的國學基礎及語言能力，因此與奧圖爾校長商量，恢復他先前所創辦的輔仁社，成立一個國學專修班作為大學預科。為了復辦輔仁社的經費，奧圖爾校長遂求助於美國的一位富裕教友迪奧多．麥瑪納（Theodore F. MacManus, 1872-1940）。³ 麥瑪納慷慨應允，捐資成立了一筆每年固定可以孳生一萬美元利息的信託基金。為了感念麥瑪納先生的義助，輔仁社的英文名稱因此而命名為「麥瑪納國學專修科」（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

　　1925年10月10日，輔仁社開學，並正式定名為「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由英斂之出任社長，延請當時北京知名的學者與聞人，如歷史學家陳垣、李泰棻（1896-1972），地理學家張蔚西，前清進士郭嘉聲，以及兩位本篤會士擔任教席，講授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英文、法文等課程。英斂之的兒子英千里（1900-1969）甫自英國留學歸來，亦在輔仁社支援授課。初時，雖然學生不多，但卻吸引了一些求知若渴的青年學子前來就讀。

　　奧圖爾神父在一封寫給司泰來院長的信中說，有位學生甚至騎驢翻山越嶺到鄭州，再從搭火車千里迢迢到北京輔仁社來求學。⁴然而，就在輔仁社初上軌道不久後，英斂之因長期積勞罹患肝癌，未能親眼看到公教大學的正式誕生，即不幸病逝；他一手栽培的輔仁社，則託付給摯友陳垣。教廷為了感念英斂之畢生為創立中國公教大學的辛勞與貢獻，追贈頒予「聖大揆國騎尉」榮譽爵位。

五、北京輔仁大學的誕生與初期概況

　　陳垣接手輔仁社之後，被任命為公教大學副校長，並繼續籌劃創設事宜。與此同時，奧圖爾校長在美國奔走，籌募建校基金，亦有了相當豐碩的成果。1926年春，就在本篤會積極籌辦大學之際，張作霖（1875-1928）的東北軍與蔣介石（1887-1975）的北伐部隊發生衝突，400多名中國百姓為躲避戰事逃至學校。在本身財務吃緊的情況下，本篤會士依舊竭盡所能的接濟這些難民。

　　1927年春，輔仁社邁入第二個學年，校方決定在秋天正式開辦大學，並分設為三年制的預科及四年制的本科。為準備向北洋政府大學院（即後來的教育部）申請成立大學，校方乃將輔仁社國學專修科升格為文學院，下設中國語言文學系（簡稱國文系）、史學系與英文學系，並依照當時的《私立學校條例》組織董事會，設置正、副校長。陳垣認為，在中國的天主教高等教育應以中國文化為中心，而將基督教內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個想法，正好符合本篤會聖文森總會院天主教中國化的理念。該院向來要求傳教士努力學習中文、尊重並瞭解中國文化，絕不能將西方文化硬套在中國人身上。在如此共識下，加以民初北洋政府對外國人來華辦學的態度較為保守，為了展現校方重視中國文化，並配合遵守中國法規的誠意與態度，在1927年6月首次舉行的董事會上，決定把學校名稱由「北京公教大學」更改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並推選奧圖爾神父為校長，陳垣為副校長。會後，奧圖爾校長隨即向北洋政府大學院提出辦校申請。

　　1927年7月，兩名教育督察來校考察後，向大學院建議，應該准予試辦大學，並且說道：

　　當我們想到這些外籍人士能夠體會保存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並且願意推動如此偉大的使命，以自己的人員和金錢，不計個人得失，漂洋過海來此，而為了引進西方科學及復興中華文化，他們如何藉我國知名學者的服務以喚起青年的熱忱，我們實在難掩對其欽佩之情。⁵

　　其後，又經大學院多次視察後，北京輔仁終於獲得北洋政府同意，准予試辦大學，並著手準備預科及本科的招生。兩次的入學考試共錄取155人，其中34名為本科生；有60名為天主教徒。

　　1927年，亞洲唯一由羅馬教廷直接設立的大學──「私立北京輔仁大學」正式成立。9月26日，學校舉行開學典禮，教廷首任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蒞臨致詞。奧圖爾校長認為，在大學體制中，人文學科的設立比自然學科更具急迫性，因此北京輔仁在成立之初，只有文學院中文、英文、歷史三個系，1928年才增設哲學系。

　　由於學生人數日益增加，舊濤貝勒府校地已漸不敷使用。本篤會聖文森總會院便向美國的銀行貸款，以16萬美元買下鄰近校地旁恭王府邸其中一塊面積16英畝的土地。

六、順利解決降格學院的危機

　　1928年6月，蔣介石的北伐軍擊退張作霖的部隊佔領北京；並通令將北京改名為北平。南京國民政府不承認先前由北洋政府頒發的北京輔仁大學辦學許可證，要求所有私立教育機構包括輔仁大學在內，都必須遵照國民政府教育部所制定的私校法規，重新辦理登記，「私立北京輔仁大學」因此更名為「私立北平輔仁大學」。

　　1929年4月，教育部再度對北平輔仁大學提出進一步要求，規定至少要有三個學院，且其中必須包含文學院及理工學院，方得以稱之為大學。

　　就在校方籌劃增設學院的時候，發生一起學生抗議事件。當時受到布爾什維克（Bolshevik）思潮影響的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排外與反基督宗教的聲浪與日俱增。20名北平輔仁的學生亦參與抗議並干擾上課，遭到退學。這些學生被退學後，發電給南京政府，指控學校「以帝國主義文化壓迫學生」，要求政府立即介入調查。教育部隨即派遣兩名督察前來瞭解。調查的結果雖然反駁了學生對輔仁的指控，確認校方並無任何所謂帝國主義文化壓迫情事。但督察在深入了解事情經過的同時也發現，學校的軟、硬體條件仍嫌不足；教育部據報後，下令輔仁大學應改稱學院。⁶

　　這項命令使校方大感震驚與挫敗，奧圖爾校長立即召開校務會議討論解決之道；會中決定增設理工與教育二學院。此外，奧圖爾也火速寫信給司泰來院長，請求聖文森總會院與羅馬教廷盡快提供財務援助，以符合中國政府的規定。

　　1929年6月，新組成的董事會推選張繼（1882-1947）為董事長⁷，並任命陳垣為校長，奧圖爾神父擔任校務長；同時，也根據南京政府的各項要求，進行改善與重組計劃。在一連串的內部結構變革與整頓之後，同年7月，當時的教務長──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劉復（1891-1934）親自呈交重組計劃給南京國民政府，請求准予撤銷降格為學院的命令。教育部不久批覆，准予保留大學體制，但必須把預科改為有初中、高中的中等學校。北平輔仁大學在一連串波折後，終於化解了創校以來的重大危機；然而，困難仍接踵而至。 

　　原本學校規劃創校後，按照實際需要及自身能力逐步發展，不料在南京政府急切要求下，為符合教育部所提出的種種規定，被迫在極短時間內迅速擴張，之舉已超過學校所堪負荷的程度。當時，註冊學生人數急遽攀升，學校必須在短期內擴增校舍；在預定購買恭王府作為校地的計劃因故延宕後，學校決定興建一棟全新的大樓。

　　1929年9月，司泰來院長為籌措新建校舍的龐大經費，在友人協助下前往紐約花旗銀行，洽商貸款事宜。但由於美國本篤會各修院內質疑或反對繼續支持北平輔仁大學的聲音愈來愈大，司泰來院長深知，若以正式管道──也就是經由本篤會美國加西尼聯會會院會議的討論與投票，貸款計畫很可能被否決。而北平方面的財務需求卻刻不容緩；因此，司泰來在沒有取得加西尼聯會授權的情況下，逕自以北平輔仁大學監督的個人名義，向花旗銀行借貸25萬美元。

　　當時，美國國內經濟仍然呈現一片榮景；司泰來相信，可以順利地逐年以募款方式來償還貸款；而紐約花旗銀行也因北平輔仁大學是羅馬教廷直屬大學，加上是18個月即可償還的合約，所以並沒有要求房地或其他任何財產的抵押。換言之，這完全是一筆以羅馬教廷與北平輔仁大學負責人名義為擔保的信用貸款。 

　　這筆雙方都過於大膽的貸款，原本應該可以順利依約清償，未料不及一個月，遇上了20世紀的大災難。1929年10月下旬，華爾街股市崩盤，連鎖引發了全球經濟的嚴重衰退。美國在整個30年代持續性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募款變得十分困難。雪上加霜的是，司泰來院長為了在期限之內清償貸款，不辭辛勞而四處奔走，背負龐大壓力又身心交瘁，1930年2月12日，也就是在他簽下25萬美元貸款合約的三個多月後，因病逝世。

　　在天主帶走他堅毅而勤勉的僕人之後，聖文森總會院才得知這筆為北平輔仁大學所欠下的貸款。總會院副院長詢問紐約花旗銀行有關情形，並告知貸款將會由北平輔仁大學新任校長來清償；但花旗銀行卻回覆說，應該要由聖文森總會院負責償還這筆款項。副院長得知後再度解釋說，司泰來院長當初是以北平輔仁大學監督、而非以聖文森總會院的名義來貸款，他既然未被授權，聖文森自然無需為此負責。

　　1930年4月，接任聖文森總會院院長的艾佛烈．柯區（Alfred Koch, OSB, 1879-1951）立即派人前往紐約查明貸款的權責，並釐清前司泰來院長是否有抵押教會團體財產。根據銀行答覆，司泰來院長不但沒有把聖文森總會院的任何財產拿來作抵押，這竟然是一筆甚至不存任何法律文件或書面證明的口頭交易。前往調查的神父很訝異地詢問銀行負責人：「居里先生，一家銀行、一個具有貴行名聲的國際性組織，怎麼可能不用任何擔保品就貸款給一個身為本篤會會長、僅只根據羅馬的力量擔任北平的大學校長的個人?」銀行負責人的回答，充分顯示了美國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在世俗觀感中的崇高聲譽；他說：「維多神父，不是整個天主教會都支持這項計畫嗎?」然而，花旗銀行還是按照自己對這筆貸款的債務認定，依舊堅持應由聖文森償還；因為北平輔仁大學終究是歸屬於聖文森總會院。不巧的是，所有參與這項借貸的當事者：司泰來院長以及紐約花旗銀行的兩位負責人，都在不久之後相繼過世，事情已無法對證。到1933年底，聖文森總會院已經為北平輔仁大學背負了包含紐約花旗銀行貸款加上其他借款連同利息，共計將近40萬美元的巨額債務。

柯區院長

七、本篤會為輔仁舉債的「荊棘之冠」

　　北平輔仁大學的確是聖文森總會院的龐大重擔。姑且不論40萬美元的債務，光是在1925-1933年這段期間，聖文森投入北平輔仁的總營運金額，就已高達150萬美元之鉅。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大蕭條，連帶造成北平輔仁的基金大幅貶值，導致美國本篤會的財務陷入嚴重危機。

　　1930年6月，甫上任的柯區院長親往羅馬尋求解決之道。他陸續拜會了教宗及數位樞機主教，具體說明北平輔仁大學所遭遇的財務困難。儘管柯區院長獲得了許多精神上的鼓勵跟支持，但是卻沒有太多實質的幫助。財務嚴重困窘的問題一直持續到1932年，由於美元在經濟大蕭條之後持續性大幅貶值，輔仁的開銷又與日俱增，兩年前接替已故的司泰來院長繼任輔仁大學的監督高福德（Francis X. Clougherty, SVD, 1895-1980）寫信給美國加西尼聯會，急切地請求財務支援。加西尼聯會的總會長告訴聖文森的柯區院長，他真的束手無策，「除了說沒有錢之外」，其他是一籌莫展。輔仁大學每年最基本的開銷就要75,000美元，整個美國加西尼聯會能夠募到的款項都不足以支應這筆固定費用；⁸而總會院內持續反對支持中國任務的多數聲音，也使以貸款方式來解決輔仁的財務問題變得不可行。

　　柯區院長兩年前親赴羅馬尋求教廷協助時，傳信部的樞機主教告訴他，放棄對中國的承諾，將會是整個本篤會的一大污點；他自己也知道，如果真的失敗了，對教廷來說將會是莫大的恥辱。然而，他與整個教會團體卻還是不幸地陷入了困境。北平輔仁大學的財務一直處於捉襟見肘的窘境，那筆紐約花旗銀行的債務清償責任也陷入僵局。為此承受莫大壓力並焦頭爛額的他曾經抱怨說：「我對這筆錢的問題簡直嫌惡透了，但是因為他（司泰來院長）的好名聲，我不敢公開說任何事」。⁹他不滿羅馬方面只會不斷施壓卻不提供更多的幫助，而美國這邊，加西尼聯會的其他教會團體當初雖然承諾要支援人力財力，但不論在實質上還是精神上，他們的援助都極為有限。憤怒且孤立無援的柯區院長，在會議上對加西尼聯會成員表達了他的失望。不過，他心裡很清楚，自己同聖文森總會院，最終還是要獨自面對中國北平的這個燙手山芋；現在，他只能另尋解決之道。

　　1932年6月，有著聖言會背景的柯區院長在羅馬與後來的聖言會總會長葛林德神父（Joseph Grendel, SVD, 1878-1951）會談時，提出了由聖言會接辦北平輔仁大學的建議。柯區非常明白，此舉無疑是宣告美國本篤會在中國任務的失敗，然而走投無路的他，如今沒有其他的選擇了。同年10月他告知羅馬，聖文森總會院與美國加西尼聯會的能力已到達極限，他們再也無法負擔北平輔仁這個重擔，請教廷接管大學。柯區院長稍後告訴美國加西尼聯會的總會長說：

以下是我個人對我們在中國情況的看法，簡單來說：不可能繼續下去。聖文森不可能獨力做到的……我被迫再次通知羅馬說我難以為繼。如果他們要剝我的頭皮，就讓他們剝吧，我已經厭倦把這種讓我受不了的事一直拖延下去。¹⁰

　　羅馬方面得知這個消息後相當震怒，認為美國本篤會分明是把北平輔仁大學這個難題丟回來。時任校務長的奧圖爾神父為了募款返回美國，隨後又前往教廷尋求協助；當他抵達羅馬時，才知道輔仁大學已經快要被「轉手」給聖言會了。他隨即發了一封電報，請美國加西尼聯會的總會長火速前往羅馬。總會長在出發前就知道這趟「審判之行」必定十分艱辛。他的猜測沒錯，教宗嚴厲地指責本篤會是「沒有紀律的教會團體（an Order without order）」，甚至連總會長的解釋與委屈也不願意聽，而傳信部更是不滿地說，聖文森總會院要為紐約花旗銀行的那筆25萬美元貸款負全責。¹¹

　　最後，在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總主教的建議下，教廷決定把北平輔仁大學移交給聖言會。1933年2月，羅馬教廷提出正式邀請，聖言會接受了這項重擔。儘管本篤會聖文森總會院終於從這幾年的泥沼當中解脫出來，然而，她頭上的這頂「荊棘之冠」，一如柯區院長對羅馬的樞機主教所言，卻還是沒有完全拿下來。

八、天主的考驗

　　在聖言會同意接辦北平輔仁大學之後，花旗銀行的債務如棄嬰般為各方所漠視；沒有人願意支付利息，也沒有人試圖去解決這個令人頭痛的問題。1936年底，紐約花旗銀行終於對聖文森總會院提出訴訟，接下來兩年，便是一連串各方互踢皮球與纏人的官司糾紛。羅馬教廷認為，聖文森總會院及美國加西尼聯會，應該共同承擔這筆債務的清償責任；而聖文森方面則堅持他們不需負責，因為當初司泰來院長是以北平輔仁大學監督的名義去貸款，聖文森完全不知情，也沒有授權給他；此外，北平輔仁大學如今已移交給聖言會，自然應該是聖言會或是羅馬教廷負責。

　　聖言會在接辦輔仁之後，已感力不從心，再加上日軍侵華影響下所產生的通貨膨脹等問題，使聖言會更是左支右絀，根本無法再承受這筆巨額債務。教廷希望美國加西尼聯會能幫助聖文森總會院還債，但加西尼聯會認為北平輔仁是聖文森單獨的任務，各會院只是從旁協助，沒有義務要分擔，更別說大學此時已經移交出去，早就不是聖文森的責任了；而這筆債務的受益人是北平輔仁大學，所以應該是校方要負責還債，或接辦的聖言會，或者羅馬教廷要出面解決這個問題。此事又再度陷入僵局。然而，花旗銀行的訴訟並沒有停擺。1939年4月，美國法庭判決，聖文森總會院必須負責償債。從1929年開始借款一直到1939年為止的這十年間，本金加上累積的龐大利息，這筆債務已從當初的25萬美元，增加到38萬美元。

　　聖文森總會院得知判決結果後，大為震驚，因為若要他們獨自承擔的話，將迫使聖文森走向破產一途。備受各方攻擊且身心俱疲的柯區院長奔波於羅馬與美國間，尋求任何可能的支援；但一無所獲。在無奈之下，他決定以拖延的方式來回應這個僵局，反又徒然加劇了各方對他的指責與催促。1939年底，債務已累積到39萬。眼看著聖文森總會院的財產及土地即將要被法院拍賣，教廷方面終於提出一個解決之道，她暗示聖文森，只要願意負擔10萬元的部份債務，那麼羅馬將會對美國加西尼聯會施壓，促使其他的美國本篤會修院一起承擔剩餘的債務；聖文森接受了這項提議。儘管這個決定令加西尼聯會大為不快，但這筆陳年舊債終於解決。

　　聖文森總會院從1923年決定接受教廷委託籌建中國公教大學的任務，一直到1939年還深陷財務泥淖的17年來，為了北平輔仁，幾乎遍體鱗傷、瀕臨破產與法拍的邊緣。而花旗銀行的巨額債務更令她元氣大傷，最終花了十多年才慢慢重新站立起來。此外，這筆債務糾紛也在聖文森與美國加西尼聯會其他會院之間劃下了一道難以復原的傷痕。而羅馬教廷則始終認為，中國任務的失敗，是美國本篤會的一大污點，特別是聖文森更是要為這個羞辱負起絕大部份的責任。

　　羅馬的不諒解、眾人的指責、本篤會兄弟夥伴們的背棄、經濟大蕭條的衝擊、巨額的債務、焦頭爛額的官司、龐大的投入而到頭來卻一無所有的結局，這些苦難，都是天主對聖文森這些勤勞靜默的本篤修士們的考驗。儘管在中國的任務最終被認為「失敗」，然而這個傷痕累累的偉大教會團體，卻給中國帶來了一所在當時能夠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並列「四大名校」的天主教大學。令聖文森總會院心力交瘁的花旗銀行貸款，也為北平輔仁大學增添了一座結合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精神的古典建築。

北平輔仁大學

　　這座由本篤會比利時建築師艾德柏‧格瑞耐斯（Adelbert Gresnigt, OSB, 1877-1965）所設計的主樓，具有古色古香的中式塔樓與城門造型，被喻為是 「天主教在中國的堡壘」；¹²至今仍然聳立在北京西城區定阜大街，並且被中國政府列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它不僅是北平輔仁大學最具代表性的中心地標與校址所在，更是老輔仁校友的共同回憶。它雄偉莊嚴、典雅壯麗，令所有見過的人印象深刻、讚嘆不已；裡頭的一磚一瓦，全都紀錄了本篤會美國聖文森總會院為輔仁大學付出的所有心血、委屈，以及無可磨滅的不朽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