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江蘇人，名良，字相伯。耶穌會神父，著名的學者與教育家。他在百歲生涯的最後40多年，毅然毀家興學將名下所有財產捐獻給教會作辦學之用。他曾先後在上海創辦震旦學院與復旦公學，1912年與英斂之上書教宗求為中國興學，後得羅馬教廷支持並委派本篤會負責籌辦，遂有後來輔仁大學的成立。
馬相伯於1851年入上海徐匯公學（原名依納爵公學）就讀，1862年結束學習，轉入耶穌會的初學院為修士，兩年後升入大學院主攻神學。1869年晉升神父，次年以特優成績通過耶穌會通考，即奉派在南京等地傳道。
1872至1875年，出任徐匯公學校長，他強調中西文化融合，要求學生兼習經史子集，並鼓勵參加科舉考試，引起教會不滿，將他調往徐匯天文臺工作。後因與教會不合，1876年決定退出耶穌會。
之後20餘年，他涉足政治，參與洋務運動，受李鴻章重用。1897年他得到諒解回歸教會，到1939年過逝為止，這40餘年除了短暫參與政治活動，主要投注心力於辦學與著述。1900年他毀家興學，將名下所有財產捐獻給耶穌會作為辦學之用。1903年在上海創辦震旦學院，除自任監院（校長）外，其餘事務均採取學生自治模式，並定出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的規條，目的是希望學生不受教會思想的約束，從事學術研究。1904年，教會調派傳教士南從周（Francoise Perrin）任震旦教務長，廢除學生自治章程，引起學生譁然，集體退學。馬相伯支持學生，與社會名流嚴復（1854-1921）等另外創辦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前身），由他擔任校長。
「復旦」二字，有恢復震旦，光耀中華的寓意。
1912年，馬相伯與好友英斂之聯名合撰〈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強調天主教會在中國興辦大學的重要性，是為民國初年天主教本地化運動的開端。經多年努力，終獲教宗正面回應，而有天主教輔仁大學的設立。儘管他並未參與創辦輔仁的具體工作，但卻代本篤會擬定了一份辦學宣言，申言：「今此大學初創之人，雖皆美產，但來華之意，非仿殖民，吸取人才，造成附屬品也。本會在一國，便為一國之會士，極願同志之人，同力合作，數十年後，會士為中國之會士，公教為中國之公教，大學為中國之大學，懿歟休哉！」而學校的任務是溝通中外文化，「凡歐美新科，最新最確者，則以介紹於中華，中華舊有之文學、道學、美術等，莫不善善從長，無敢偏棄，持此物此志以周旋而已矣。」宣言闡發了教會開辦輔仁的精神，也是馬相伯從事教育之所望。他除了辦學，也積極整理明清教會史料，經他刊校或作序的文獻，計有《大西利先生行》、《辯學遺牘》、《主制群徵》、《真主靈性理》等多部著作，帶動了一股研究明清天主教史的熱潮。
抗戰爆發後，他在1939年遷往大後方昆明途中，病逝於越南諒山。生前在諒山接受胡俞之訪問時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這句話可視為這位生於憂患、死於憂患的百歲老人最沉重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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