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在于校長與三個教會團體的齊心帶領下,度過最艱辛的草創階段;1978年7月,于斌退休。在當時中華教會內具主教資格且有學術聲望者,一位是香港主教徐誠斌(1920-1973),另一位是羅光(1911-2004);但徐誠斌必須為香港教區服務,教廷因此指派臺北總主教羅光接任校長職務。
在羅校長主持校務的13年半時間裡,他深厚的學養與卓越的行政長才,為輔仁大學的長遠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羅光接任校長
羅光生於天主教家庭。在第一位教廷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培養華籍天主教人才的政策下,1930年,羅光獲保送前往羅馬深造,前後學習與任教30年,是教廷計畫培育的天主教本土精英。
1961年,羅光奉派到回到臺灣,出任新成立的臺南教區主教,雖然他對臺灣極為陌生,但很快就展現才幹,在六年的時間裡將臺南教區經營的有聲有色,1966年他接任臺北教區總主教。
由於羅光在學術與行政方面的優異表現,使他成為教會內受人注目的新星,也很自然的視其為未來輔大校長的可能人選。當輔大校務在于斌校長與各單位意見不同的緊張時刻,常有些流言蜚語,認為羅光有意藉機成為輔大校長。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在1970年,于校長任命操守被質疑的立法委員林棟(1913-1998)擔任夜間部主任,兩教會團體對林棟個人與校長掌握夜間部管理權都深有疑慮。當時教育部正因史恩德的事件,要求輔大改變三單位分治的組織架構,教會內部遂有以羅光取代于斌的聲音。第二次是在1977年,由於于斌年事更高,教廷促請其退休,並任命羅光接任。由於外界的傳言讓羅光十分困擾,他曾不止一次的指出,在有關輔大校長職務的問題上,他從未謀求而是被動接受教宗的指派。雖然有這些波折,1978年8月羅光接任校長,就職後他推動了一連串行政系統組織化的工作,為輔大建構了一個可長可久的管理體制。
二、新建行政大樓與組織調整
輔大從復校以來,學校組織的最大特色就是既合作又分治。雖然1970年的組織調整廢除了三單位各自的教務、訓導與總務單位,但取而代之的管理方式,卻是將全校的教務、訓導、總務三處,分別設在三單位所主辦的學院內。由於缺少一個集中辦公的全校性處所,教職員生洽公都必須穿梭在三單位分散的建築間;既乏效率,也常在聯繫上造成困擾不便。這個問題在于斌校長時就曾提出討論,校長室也曾多次在董事會開會時建議建築共同辦公大樓,但三單位的董事都以經費因素加以否決。羅光接任校長以後,決定採取于斌興建中美堂的策略,以專項募款、不動用三單位經費的方式興建行政大樓;這項工作很快就有所進展並順利完成。
1979年11月5日,在羅光就任校長的次年,利用頒贈名譽博士學位給西德主教團團長賀夫奈樞機(Joseph Höffner, 1906-1987)的機會,請其為行政大樓(定名野聲樓)主持動土典禮,1981年3月20日完成驗收,位於校門口四層樓的新大樓成為全校的行政中樞,集合校長室,教務、訓導、總務三處與夜間部,同樓分層辦公,一舉解決了過去單位分散造成的困擾。
在于斌校長時期,校長室只有主任秘書與秘書各一人,經管校長室與人事相關業務。羅光校長就任後,將職務進行調整,主任秘書負責學校三單位聯繫與諮詢委員會事務,其職務類似副校長性質。原先主任秘書承辦的校長室、學校建築、公共經費等業務,都逐步轉出改由新的行政單位負責;增設的有秘書室、校史室、公共關係室、校友聯繫室和教育發展資金室等。1988年,為了有專責單位辦理愈趨頻繁的學術交流業務,設立學術交流室;1989年為資助研究工作,又成立中西文化研究中心;這兩個單位是日後研究發展處的前身。一連串新單位的設置,使行政業務有了更明確的分工,是輔大邁向組織化運作的重要階段。
除了行政單位的變革,輔大做為教廷在中華世界的文化代表,更具有溝通教廷與中國教徒的重要意義。羅光原就注意蒐集天主教文物及史料,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為更了解彼岸天主教會的情況,1984年成立中國天主教資料小組,在當年仍處於戒嚴的政治情況下,專辦進口供研究使用之大陸期刊、報紙;該小組不久又因需要而擴大改為中國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在文物方面,輔大原就有保存田耕莘樞機的遺物;在龔士榮神父努力下,又蒐集于斌校長各式物品,這些文物配合羅光蒐集的各式祭披、聖經中文譯本,要理問答、聖像畫、歷史照片等,輔大於1987年成立了中華天主教文物館(1993年更名為中國天主教文物館)。誠如羅校長所說,參觀學校的人,參觀學校的中心——行政大樓,拜會了校長和行政主管,知道今天的輔仁。登樓參觀校史館,得知輔大的來歷,乃有輔大全貌的觀念;參觀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更明瞭輔仁大學的地位和使命。至於大陸教會的史料,則設有中國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史料館為收藏,不為陳列。
1992年,正是在在這些研究與文物的基礎上,教育部特別補助及核准輔大成立「天主教史研究中心」,持續推動天主教史的研究。
三、增設院所
在于斌校長最早的構想中,藝術學院就是大學未來發展藍圖中的一部分。輔仁復校後,聖心會的修女原有意在輔大興辦藝術學院,但因故未能實現。1983年,在羅光校長的支持下,輔大第六個學院——藝術學院成立。最初,先設音樂系;次年成立全國第一個屬於設計領域的應用美術系。1987年藝術學院大樓竣工啟用,1989年再奉准成立景觀設計學系,逐步完成藝術學院的學術架構。輔大藝術學院以全人教育理念為宗旨,重視人格教育,引領師生肯定人性尊嚴與人生價值,弘揚真理增進人類福祉。在社會責任方面,鼓勵師生在教學與學習之餘,投入社會文化藝術提升與改造之服務工作,使師生能善盡社會責任,並發揚天主愛人助人的高貴情操。在團隊意識方面,強化師生員工之良性互動,以及群己關係之平衡發展,凝聚優質的團隊力量奉獻人群。
醫學院的設置原本不是輔大的優先計劃;其增設主要來自全臺七所天主教醫院院長的聯名訴請。由於早年推動創院、犧牲奉獻的許多外籍神長與修女已逐漸凋零,臺灣天主教各醫院的院長們向教廷教育部與輔大董事會等單位請求,希望輔大能為教會醫院培養未來的醫事人才。但是開辦醫學院經費龐大,加以輔大實際上由三單位分治,羅校長與各單位在一開始時都婉拒了這項提議。羅校長認為,醫學院的制度,可以超過一處小型的大學;經費之多可敵匹一座普通大學。他並沒有想設立醫學院,也不敢想籌設醫學院的校址和校舍。不過,校內雖有反對意見,但滿足臺灣天主教醫院對具有醫德之醫師、護士的迫切需要,也似乎是輔大做為一所天主教在臺最高學府無可迴避的責任。特別是當時擔任耕莘醫院院長的姚宗鑑(1918-2012)蒙席一再陳情,表示經費問題天主教各醫院願分別支援。姚蒙席又連繫協調爭取,在臺北耕莘醫院及羅東聖母醫院同意分擔部分建院經費後,董事會勉強同意,向教育部提出申請。但當時臺灣醫師公會認為,醫師人數已經飽和,不宜再增設醫學院,後又經多方解說,包括向羅馬教廷、中華民國外交部、衛生署、教育部的長期交涉,最後才獲得教育部特例核准,先以護理及公共衛生學兩系設院,但附帶條件是輔大必須有附設醫院,且病床位不得少於規定數。在得到政府同意後,校長委請教務長朱秉欣神父負責籌募建院基金。在完全不動用三單位經費的前提下,朱神父克服萬難,到處募款;姚蒙席則個人捐地、捐錢;兩位都是推動籌建醫學院的關鍵人物。
1990年夏,醫學院成立,招收新生100人,護理、公衛兩系各50名。第一學年借用藝術學院地下室,第二學年另租法學院舊餐廳充當教室。1992年底醫學院大樓啟用,其發展進入軌道,並得到企業家宗成志伉儷慨允捐獻。落成祝聖典禮時,命名為「宗倬章紀念醫學院大樓」。此後,宗先生對輔大籌建醫院更持續義助而多有貢獻。
輔大很早就有設立宗教系所或學院的想法,但中國教育體系自民初以來即有宗教與科學的對立,並視西方宗教為侵略中國及中國文化的帝國主義的工具。影響所及,教會可興辦大學,但不能設神學院,也不准教授宗教課程。因此自輔大復校以來,一直都在為宗教學術於高等教育中的正名工作而努力。1967年耶穌會神學院遷來,只能以一種「外掛」的方式,依附在輔大校園旁。1970年代于斌校長時期,就曾嘗試以「天主教神學系」及「天主教教義學系」的名義,幾次向教育部申請立案,但都未能獲准。日後隨著社會環境的逐漸開放,羅光校長又透過各種方式,不斷與政府及教育主管機關溝通,甚至舉行學術研討會,探討宗教教育的合理性及有益於社會的功能。這些努力在歷經多年波折後,終於在1988年獲准先行設立宗教研究所。
輔大宗教所是臺灣第一個教育部承認學位的宗教學術教育機構,1992年又成立宗教系。從創立以來,宗教所秉持宗教教育求知與身教並重的傳統,兼顧宗教學理論、宗教傳統與宗教經驗,最終以宗教比較與交談為依歸,來培養兼具宗教學術與實務能力之人才。這種強調不同宗教間交談與瞭解的精神,一直是輔大宗教所的特色,這是在實踐「梵二大公會議」(1962-1965)的包容精神,從認識、尊重開始,進行不同宗教間的對話,從人與人的友誼出發,開展合作的可能性。
四、祭天敬祖典禮、人生哲學與專業倫理課程
從于斌到羅光校長,都一貫秉持將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相融合的理念;具體表現就是于校長於1971年,首次在臺北市師大附中禮堂舉辦的「敬天祭祖」典禮。 5
于校長認為,「敬天」就是對神的「崇拜」,「祭祖」則是對祖先的「追念」,將敬天與祭祖活動結合在一起,體現了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的一種匯通。羅校長繼之發揚並擴大實踐;做為一個行動者,他不但與中國教區神職人員討論相關禮儀,使其運作更莊嚴順暢,又將敬天祭祖典禮帶入輔大校園。
1979年4月29日,羅光校長帶領全校教職員工生第一次在輔仁大學中美堂舉行祭天敬祖大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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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光校長在中美堂主持全校祭天敬祖典禮
羅校長對祭天敬祖的重視,還與其人格教育理念有關。他認為輔仁大學是教會學校,在生活方面應培植學生具有正確的觀念,因此學校安排有禮儀週、教孝月,同時要舉行祭祖典禮,教學生愛家庭、重孝道。而在教育部禁止校園進行宗教活動的限制下,祭天敬祖活動又是可以讓同學接觸天主教禮儀的一種方式。羅校長日後回憶:
彌撒為天主教唯一重大禮儀,社會也都知道天主教行彌撒,我們也就應該讓學生們見識見識。可是教育法令禁止在學校有公開宗教典禮,我乃想在學校舉行祭祖,教育部不能反對,祭祖前有彌撒,教育部也不能挑剔。
這項典禮,從我到校長任所後開始,已經舉行了十多年,學校同事中在開始時有許多人不贊成,不贊成舉行彌撒,說是參禮多係教外學生,不懂彌撒意義,不守禮儀規則。但因我堅持,大家漸漸進入狀況,在我退休前兩年,大家都感到禮儀對學生很有意義。
此後,輔大每年清明節於中美堂舉行的祭天敬祖典禮,成為今日輔大的一項重要傳統和代表性活動。
除祭天敬祖典禮,另一個能反映羅光教育理念的作法,就是輔大學生必修一學年的人生哲學課程。羅校長認為,教育的普遍目的是培育青年的人格;人格的基礎是天生的,每個人要在這種天生的基礎上塑造自己的人格。學校教育的目的,就在於教導學生琢磨自己的天生質料,以養成高尚的品格。因此,應先給青年們一個崇高的模範。例如孔子為教門生培育人格,指示學生以君子作模範,天主教的人格模範則是基督。天主教學校教育的目的,便在於培育年輕人知道自立、自主。於是,羅校長大力推動人生哲學課程,先從個別院系起,再逐步擴大為全校必修課;一開始,學生對這門課有意見、不重視,甚至反對。羅校長乃躬親授課,融合儒家與天主教思想並結合當代社會問題,深入淺出,並撰寫《人生哲學》一書,以為教學指導。
另外,輔大還設有全校必修一學期的專業倫理課程,教師根據各學系主修領域的屬性和特點,通過介紹解說基本理論,進而以學生親身實做的方法,練習分析社會和職場上的具體個案,教導學生在各種專門職業範疇中,其成員為何以及應當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也就是所謂的職業道德。教學目標是力求學生在學期間就能對倫理情境先有相關的認識,強化並提高學生處理各種倫理問題的素養,期望將來或可減少甚至避免再出現類似黑心油敗德傷人的悲劇。
時至今日,人生哲學和專業倫理課程也成為輔大的另一項特色。
五、關懷社會與學生運動
1987年7月,中華民國政府解嚴,接下來報禁、黨禁的開放,令臺灣長期壓抑的各種社會力量風起雲湧,社會運動蓬勃發展;這股追求民主自由的風潮,也對校園帶來衝擊。
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臺灣學生在中正紀念堂集會聲援大陸學生。學運期間,羅光校長兩度前往探視,並與他們坐在一起,表示對同學的支持,但也要求學生注意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1990年,適逢總統選舉,各界對政治改革抱很大期待,學生又聚集在中正紀念堂靜坐,向當時的總統候選人李登輝(1923-)請願,被稱為「野百合學運」。大學生在這次活動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輔大學生也參與其中。羅校長於3月19日晚赴廣場探視同學,他應學生邀請,在靜坐區對全體學生講話;他讚揚同學們的愛國精神,也殷殷提醒他們注意健康,將來為國家做事。羅光的談話得到很大的掌聲,在步出廣場時受到各媒體圍繞;臺大教授施信民上前,請羅光在訴求政改的教授名單上連署,他也欣然簽名。這些事情展現了一位大學校長的胸懷與高度,羅校長身教更甚於言教,對輔大多元開放的校風與關懷國家社會的傳統,做了最佳的示範。
六、羅光校長榮退任終身講座教授
1990年7月,教廷駐華大使館裴納德(Adriano Bernardini, 1942-)代辦來輔大,請羅光準備校長繼任人選;當時羅光已80高齡。次年10月,裴納德再次拜訪羅光,告知教廷教育部指示,輔大校長的任命為其權責而非屬傳信部;教廷這些表示令羅光感到必須退休的壓力。雖然在情感上並不滿意,但羅光仍立即向董事會與教廷教育部辭職。教廷教育部授榮退校長銜予羅光,學校三單位也議定,禮聘他為終身講座教授;羅光聲明不領退休金。
1992年2月,羅光辭職,校長由李振英(1929-)蒙席接任,臺北教區狄剛(1928-)總主教擔任教廷督導。
羅校長在任13年半,不遺餘力為輔大的發展犧牲奉獻。他既有理念,又有高度的執行力。他繼承于斌校長對輔大的規劃藍圖,積極擴展輔仁大學的規模,增設了9系13所,使輔大成為擁有7個學院、42系組、22研究所之綜合大學;學生增加到15,000人。另為配合學校發展,輔大幾乎每年都有一棟新大樓拔地而起。除學生輔導中心及信仰中心淨心堂(在于斌任內開始興建)、學校行政中心野聲樓外,為安置學生社團、提供活動場地,又興建學生活動中心(焯炤館)。教學大樓則有外語學院B館、藝術學院大樓、織品服裝系大樓與夜間部大樓、並興建醫學院大樓(1992年羅光卸任後完工)。宿舍方面有夜間部女生宿舍(玫瑰學苑),還有其他拓寬或加蓋的工程也不少,使全校師生在研究、教學及活動上,都有更寬敞的空間。
這些成績,使輔大快速發展,規模擴增,呈現了強大的活力。配合臺灣經濟與政治民主化的需要,輔大在羅校長領導下,為國家培養優質人才做出了重要貢獻。
5詳見于斌,〈我為什麼提倡敬天祭祖〉;《聯合報》,〈副刊〉(臺北:民國61年1月31日。)後來羅光校長在校內持續辦理,形成輔大的重要傳統;1982.4.7.典禮名稱改為「祭天敬祖」。但為何改變?依目前所見文獻,似無具體記載。另據本校義大利語文學系教授兼宗教輔導中心主任的杜金換修女說,她有一次去探望病中的羅校長,談起了「敬」天「祭」祖典禮,後來羅校長就決定改名為「祭」天「敬」祖,沿用至今。不過,確實的時間和為什麼改變,杜修女表示已不復記憶。
6詳見羅光,〈祭天敬祖〉;《益世論壇》,第135期,民國84年3月1日。另請參閱許詩莉、戴台馨,《祭天敬祖禮儀的設計與現代化取向》(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84),頁1-3、19-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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