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本篤會奉教廷之命，將北平輔仁大學移交給由德國籍的愛諾德．楊生神父（Arnold Janssen, 1837-1909）於1875年創立的聖言會。耶穌基督在最後對門徒訓示：往天下萬國去宣揚福音；而傳教正是楊生神父最重視的使命與終生志業。當時，他全心想要創立一所傳教會院，但礙於德國政府對天主教教會團體的管制嚴格，楊生神父於是在荷蘭境內，離德國邊境不遠的史泰爾村（Steyl）創立了「聖言會」，以海外傳教與濟貧為主要宗旨。聖言會的成員及規模在短時間內迅速成長；不久，羅馬總會及維也納分會也相繼成立。1909年在伊利諾州的泰克尼（Techny）正式成立的美國聖言會，後來從本篤會手中接辦了北平輔仁大學。
楊生神父
一、聖言會與聖神傳教婢女會合作辦學
在聖言會創始之初，中國便是楊生神父極重視的海外傳教地區。1879年，楊生神父派遣的第一批傳教士抵達香港，在當地學習中文並進行福傳工作。不久，聖言會的傳教士們再從香港轉進中國山東濟南，在該地從事傳教事業。此後，聖言會在山東、河南一帶逐漸擴大傳教據點。
除了聖言會，楊生神父在1889年為修女成立了「聖神傳教婢女會」（The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SSpS），同樣以海外福傳工作為主。此外，聖言會亦相當重視學術研究，特別是在神學與自然科學這兩個領域；許多聖言會的會士，也從事人類學及語言學的研究。民族學和語言學的權威學者施密特（Wilhem Schmidt, SVD, 1868-1954）就是聖言會的神父；他在1905年所創辦的民族學學誌「人類」（Anthropos），至今仍是這個領域中的重要期刊。
由於楊生神父的關係，聖言會向來有著較為顯著的德國色彩。羅馬教廷屬意美國聖言會來接辦北平輔仁大學，是因為她希望大學仍然可以延續美系教育的傳統。
另外，與美國本篤會相較，美國聖言會當時正處於蓬勃的發展階段，所擁有的各方資源都更為充裕。雖然美國聖言會仍是一個年輕的新會省，但德國聖言會的人才濟濟，除了學識淵博的施密特神父可號召更多的會士前往北平輔仁大學從事教學與福傳工作，聖言會裡還有許多相當博學的漢學家。對於一個尚屬於年輕且資淺的教會團體而言，羅馬教廷竟能委以如此重任，聖言會事實上既感到榮幸，又誠惶誠恐；她們深知，這將會是一份艱巨的挑戰；但也認為，興辦大學對傳教工作極有幫助；同時，亦想藉此「洗刷」外界認為她們只對營利事業感興趣的錯誤印象。13不過，另一方面，她們也十分擔心財務上的重擔。有鑑於本篤會聖文森總會院的慘痛經驗，聖言會在接辦北平輔仁前的態度，就相對地保守謹慎。她們希望教廷能承諾固定的經費支援，並清楚劃分教會團體與大學的財務以及所有權，更表明不負責大學的任何長期債務。換言之，她希望羅馬方面能確認，北平輔仁大學是教廷的財產，聖言會只是代為管理而已，將來如有任何問題，羅馬會負起全責。在經過一連串的協商後，聖言會總會最終同意，從負債累累的本篤會聖文森總會院手中，接下北平輔仁大學的經營任務。
1933年4月，教廷正式宣布由聖言會接辦北平輔仁大學，同時委任聖言會總會長葛林德神父為輔仁的第三任監督，並任命美國籍的穆爾菲（Joseph Murphy, SVD, 1895-1935）神父為新的校務長。校長仍然是陳垣。同年，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因病請辭，教廷改派德國籍的蔡寧（Archbishop Mario Zanin, SVD, 1890-1958）總主教接任駐華的宗座代表。
聖言會基於前車之鑑，在財務上已事先做好、並清楚確認權責劃分：北平輔仁大學的所有營運支出，三分之一由羅馬教廷供應；三分之一來自於學費；最後的三分之一才是由聖言會以特別募款的方式來補足。但即便如此，而且就算前面本篤會已經在校舍及設備上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大學的財務緊張，仍然是聖言會長期頭痛的問題。學費收入完全無法支應定期的龐大固定開銷；羅馬方面雖然每年提供25,000美元等值黃金的補助款，但金額並沒有隨美元的持續貶值而調高；而這筆經費也常常無法及時匯入。所有的差額最後仍然必須由聖言會補足。何況，頭幾年在美國的募款並不順利，以至於學校每每捉襟見肘。當時，北平的大學教授月薪，大約是國幣220元到300元左右；同其他大學比較起來，北平輔仁的教授月平均薪資少了100元。雖然教師月俸開支較少，穆爾菲校務長每個月還是為了籌措這些必要經費而四處張羅商借，特別是向上海的聖言會貸款。
在聖言會接辦北平輔仁初期，寅吃卯糧的問題始終突出。更不幸的是，幾位教授在短短兩年中相繼過世。1934年7月，學校董事及語言學教授劉復在蒙古從事研究時，因感染瘧疾病故。隔天，擔任副教務長的與物理學教授李嘉士（Stephan Richarz, SVD, 1874-1934）在山東做田野調查時，竟中暑過世，留下數量可觀的地質學著作。翌年9月間，為籌措校務經費而四處操煩奔波的穆爾菲校務長，因積勞成疾，於40歲英年早逝。1936年，創辦重要漢學外文學術期刊《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的著名漢學家，德籍的鮑潤生神父（Franz Xaver Biallas, SVD, 1878-1936）也因傷寒病逝。
1935年夏天，民族學及語言學學家，聖言會的施密特神父來華演講。基於聖言會的背景，施密特神父在此次訪華期間，亦順道瞭解北平輔仁大學的概況。這位享譽國際的重量級學者在返國後，隨即向教廷報告輔仁資金匱乏的嚴重問題，羅馬方面也因此提高了每年支援北平輔仁大學的固定經費額度。此外，施密特亦徵詢維也納大學的天主教學者教授來華任教的意願，並於1936年提供了一份可以來華任教者的名單，以備輔仁增設農學院的必要師資。遺憾的是，學校由於財務艱困，無力再新聘教師，只好婉拒施密特神父的好意。
二、「本校今年最大的成就厥為購買恭王府」14
北平輔仁大學校舍中最特別的一處是1937年購入的恭王府；鄰近濤貝勒府、佔地約130畝、係乾隆皇帝的寵臣和珅（1750-1799）於1777年建立的官邸。內有多幢正殿、後殿，房屋近千間，亭臺樓閣、荷塘蓮池、假山疊嶂，其奢華絕美，只有後建的圓明園能與之堪比。咸豐年間，被賞賜給恭親王奕訢（1833-1898），故稱恭王府。
傳到奕訢的孫子溥偉（1880-1836），他為了維持奢華生活及籌措復辟經費，於1920年代將之抵押給北京天主教西什庫教堂。後來溥偉無力償還欠款與利息；1937年，聖言會在德國教友的資助下購得此府產權， 15隨之將其作為學校的女院校舍，由聖神傳教婢女會管理。
恭王府
北平輔仁的大學部前此只招收男生。1931年於西城太平倉增設附中女子部。但一直到1938年9月才開始招收女生，隔年增設只招收女生的家政學系。恭王府除了當作女生的宿舍外，亦是美術系與家政系的教學區。另因與日俱增的學生人數，於1934年在主樓的南面擴建一棟新式宿舍充作男生宿舍，以教務長穆爾菲之名命「穆爾菲樓」，後改為「第一宿舍」。
作為一所天主教大學，校方從本篤會主辦時期就一直計畫要成立神學院，但礙於經費，遲遲無法實現。1938年，在第二任駐華宗座代表蔡寧總主教協助下，於恭王府一角成立了司鐸書院（Collegium Sinicum），專門用來培育本地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司鐸書院一開始是獨立的三年制神學書院，1941年之後，才正式併入北平輔仁大學。
司鐸書院
穆爾菲樓
三、烽火歲月中被敵人指為「抗日大學」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開始全面抗戰。七月下旬，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北平十幾所大學停止上課，甚至有的被日軍解散；只有天主教的輔仁大學、基督教的燕京大學與法屬中法大學未受影響，在戰亂中仍如期開課。
北平輔仁在1933年時已由美德兩國的聖言會接辦，被認為是日本盟國的德國教會團體所掌理的國外教會學校，而且還直接隸屬於羅馬教廷；此外，新任校務長雷冕（Rudolf Rahmann, SVD, 1902-1985）是德國人；再加上當時的駐華宗座代表蔡寧也是德籍人士，北平輔仁才沒有被日軍控管而得以維持某種程度的自主性。日軍進佔華北後，進一步對佔領區進行文化改造。由於輔仁大學有德日同盟的庇護，所以沒有像其他被日本控制的大學一樣被迫懸掛日本國旗、使用日本教材及學習日語。當時遭受停課的其他大學學生，或者隨校南遷，或者轉入北平輔仁繼續學業，這也使北平輔仁在這段期間的學生人數急遽增長；許多不願為日本控制的大學服務的名師，也陸續轉到輔仁任教。
事實上，輔仁在創校之初的師資就十分堅強，特別在國學與史學領域，更是鸞翔鳳集。除了本篤會及聖言會派遣來的學者外，被喻為「國寶」的史學大師陳垣校長，也延攬了不少北大、清華、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等名校的學者前來授課。如姚從吾（1894-1970）、容肇祖（1897-1994）、方豪（1910-1980）、周一良（1913-2001）、周祖謨（1914-1995）、史樹青（1922-2007）等，大都是陳垣的弟子。當時的北平輔仁可說名師薈萃，例如：朱希祖（1874-1944）、金石學專家馬衡（1881-1955）、余嘉錫（1884-1955）、文學家周作人（1885-1967）、沈兼士（1887-1947）、中西交通史名家張星烺（1888-1951），中國現代美學奠基者朱光潛（1897-1986）、語言學家劉復及國學大師臺靜農（1902-1990），還有故宮博物院院長；出身清朝皇室後裔，亦是陳垣弟子的著名書法家與畫家啟功（1912-2005）等等。另外，教育學院院長張懷（1896-1987）是教育學家；知名的中西交通史與中國宗教史專家方豪在1940年代也被延攬；核物理學家，中國物理學重要先驅王普（?-1957），亦在北平輔仁授課；後來的同濟大學校長董洗凡，是專長「歐洲經濟史」的知名教授。抗戰時期，又為輔仁帶來了一批不願為日方服務的學者，例如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高步瀛（1873-1940）、甲骨文專家于省吾（1896－1984）、文學家顧隨（1897-1960）、語言學家羅常培（1899-1958）、訓詁學家陸宗達（1905-1988）、物理學家褚聖麟（1905-2002）、後來的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1908-1983）等人。
輔仁師生強烈的民族意識，並沒有因為德國背景的「庇護」而比其他學校來得少，抗日行動也沒有因學校的自主與中立而消聲匿跡，更有些學生以他們年輕的寶貴性命來換取民族的自由。1935年12月9日，輔仁哲學系學生彭濤（1913-1961）號召大學部及輔仁附中的學生，聯合了清華、燕京等校同學上街遊行示威，掀起了「一二九學生運動」。抗議隨即遭到鎮壓，許多學生因此受傷並遭到逮捕。然而，鎮壓行動並沒有澆熄示威學生的愛國心，一週後，北平市眾多大學生再度上街示威遊行，人數與規模更浩大，輔仁也有500多名學生參與。
1937年，華北淪陷不久後，輔仁文學院院長沈兼士、秘書長英千里、教育學院院長張懷及董洗凡教授等，創立了秘密抗日組織「炎武學社」（簡稱「炎社」）；其名取自反清復明的大儒顧炎武（1613-1682），意在彰顯輔仁師生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抗日意志與愛國情操。「炎社」最初以消極抗日的不合作行動為主，1939年後，接受國民政府的指示，成立以輔仁師生為中心的地下抗日愛國組織，並將「炎武學社」更名為「華北文教協會」，負責秘密護送愛國青年到大後方以及華北淪陷區的情報蒐集與傳遞；輔仁於抗戰期間成為國民政府在北方的反日重要基地。
華北文教協會的規模與人數發展迅速，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皆設有分會，除了國民黨員外，許多成員皆是輔仁師生與校友。身為校長的陳垣，為了顧全學校大局而無法採取積極的抗日行動，但這位年近花甲的史學大師，卻以文人的傲骨氣節，不斷地陳古喻今提醒學生，身為一個中國人最基本的正直品性與熱愛祖國的民族意識。他以《孝經》來勉勵學生：「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樂，是之謂輔仁」。16此外，他也以身作則，不與任何日偽漢奸份子往來，無論日方如何軟硬兼施，始終無法收買他。
日軍在控制華北期間，數次要求北平輔仁大學參加日方的佔領慶祝活動，當時在輔仁任教的德籍聖言會士豐浮爾（Eugene Feifel, SVD, 1902-1999）負責與日方斡旋。學校一再婉拒親日活動，使日方逐漸不滿。1938年，輔仁中學校長伏開鵬（1904-2002）神父與德籍教務長宋德剛（Robert Sonderkamp, 1886-1952）遭到日本當局的訊問，輔仁中學也被迫關閉；但伏校長仍然讓學生秘密上課，且持續接濟後方參戰的中國青年。日方為此十分腦怒，1939年8月逮捕伏校長，以酷刑逼供；伏神父在多日的嚴刑拷打、幾度昏厥的情況下，仍堅不吐實。伏校長是第一位被逮捕的中國神父，他被日方拷打的事很快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中傳開。二戰期間，德、義、日為軸心國，幸虧有伏校長的一位方濟各會義籍神父奔走，他才被釋放。學校為了保護伏神父，後來不得不解除他在輔仁中學的職務。
輔仁中學校長伏開鵬神父
英千里祕書長
1941年底珍珠港事變後，燕京大學遭日方接收並被迫關閉，輔仁則是在艱苦環境中奮力維繫運作。一位在輔仁教書的本篤會神父還曾表示，幸虧天主的聖意，讓輔仁從本篤會手中轉交聖言會，而聖言會大多是美籍和德籍的神職，學校在第一時間立即由德籍神父接管校務，才避免被日方接收的命運，可以說是聖言會的「國際性救了輔大」17。 但隨著日方的干涉漸增，學校仍被迫在某些方面讓步與妥協。1939年，北平輔仁不得不聘請天主教徒細井次郎（Hosoi Jiro, 1899-?），以擔任日文系主任的職位和名義來校監督；1942年，他進而擔任教務長首席秘書，同時兼任附中學監。
另一方面，約1941年底，日方開始大舉掃蕩抗日組織，並且盯上沈兼士、英千里等華北文教協會的核心人物。在權衡輕重與道德義氣的拉鋸之間，組織決定讓沈兼士喬裝南下避難，留下英千里獨撐大局。不久，英千里及輔仁師生共百餘人，因被密告而遭到日方首次逮捕。陳垣校長後來在向有關當局的報告中提到：
自抗戰軍興以來，本校處敵偽嫉視壓迫之下，惟恃有不屈不撓精神努力奮鬥以完成建國儲才之使命。…因拒絕慶祝徐州陷落，附屬中學曾遭封閉。…於是敵人遂指本校為抗日大學，嫉視摧殘變本加厲，憲兵特務眈眈環伺，遇事吹求，師生之被檢舉者遂層見疊出。二十九年六月伏開鵬復被捕，三十一年十二月文學院長沈兼士南下，秘書長英千里亦被檢舉…18
英千里在獄中經歷諸多嚴刑逼供、輪番審訊；然而，這位《大公報》老闆英斂之的獨子、北平輔仁西洋語文學系的系主任，為了保護沈兼士及其他同志，以超人的意志與浩然正氣力抗日軍酷刑，堅持不透露沈兼士的下落，亦未出賣其他同志。19
三個多月後，在陳垣校長多方營救，日方又逼供不成的情況下，只好將英千里及其他人等釋放。英千里出獄回到北平輔仁，依舊跟重慶保持秘密聯繫，繼續抗日地下工作。
太平洋戰爭前夕，學校預測美、日間的衝突似無法避免，於是緊急撤退美籍教職員，並以德籍者取代。但戰爭爆發後，1943-1945年間，仍然有未能及時撤離的美籍與荷蘭籍教師以及擔任校務行政的神父，遭到日方扣押拘禁，其中包括了副校務長、美籍聖言會的哲學教授費知本（William Fitzgibbon SVD, 1908-1994），以及教務長、荷籍聖言會的歷史教授胡魯士（Henry Kroes, SVD, 1903-1989）。
1943年3月，日軍再度對華北文教界發動大規模的行動，北平300多名教師與學生遭到逮捕；包括「華北文教協會」的40多名師生。輔仁秘書長英千里及伏開鵬神父二度下獄，文學院代理院長董洗凡、教育學院院長張懷等30多名北平輔仁師生遭到拘禁，輔仁的各系教學皆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停擺，幾乎可說是「塌了半邊天」。20 輔大師生這次入獄比1941年底的首次被捕，慘遭更殘酷的逼供毒打。英千里等人皆到受非人的折磨，甚至數度昏厥。但是，在日軍兇殘的酷刑逼供下，輔仁師生沒有屈服背叛國家。經日本軍事法庭審判，英千里、董洗凡、張懷等教授最初被判死刑；後來改判徒刑15年。直到抗戰勝利，輔仁師生才全部獲得釋放。
抗戰後期，輔仁大學被敵人認為是「北平抗日大本營」，政府則視為「淪陷區教育最後防線」。20 戰時，北平輔仁是華北淪陷區被政府承認的大學；戰後，她更是不太需要被甄審的榮譽學府。教育部承認輔仁大學畢業生的學歷，甚至聘請英千里為北平市教育局局長。
13柯博識，〈聖言會於一九三三年接辦北京輔仁大學之記實〉，頁60、73。
14「本校今年最大之成就厥為購買恭王府，本校開辦之初曾屢向該府接洽購買，迄今始告成功，十一年來所最感困難之校舍問題已獲解決。」──北平輔仁大學《向校董會呈報之24、25年度校務報告書》，1937年5月31日。（檔號總008；卷號：008-012。北師大檔案館藏。）
15溥偉之子毓嶦（毓君固）有撰文記載典賣恭王府一事；詳參毓君固，〈恭王府典賣房產、土地之經過〉，見《輔仁往事》，第一輯（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2006），頁37-41。
16孫邦華，《身等國寶志存輔仁：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260。
17飽乃曼（Fritz Bornemann）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頁77。
18陳垣，〈呈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民國35年7月26日；載〈本校關於學校概論情況向上級單位之報告（1931-1948）〉（檔號總002；卷號：002-019。北師大檔案館藏。）
19英千里，〈鐵窗回憶〉，《傳記文學》，第2卷，第4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3），頁13-16。
20轉引自習賢德，《北平輔仁大學札記：1925-1952》（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頁72。
21陳垣，〈致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函〉，1946年4月11日；見《私立北平輔仁大學董事會所有天津北洋印字館始末記要》，頁5。載〈天津北洋印字館股票問題與敵偽產業處及宋子文院長來往公函（1946-1948）〉（卷號：716；北師大檔案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