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戰後輔仁與護校的最終努力（1946-1952）

　　熬過戰爭與酷刑的北平輔仁，儘管獲得了極高的聲譽，但考驗並沒有停止。前因北平輔仁有德國聖言會的背景，而得以在戰亂中屹立不搖、持續辦學；但德、義、日軸心國的戰敗，使聖言會開始擔心北平輔仁可能會由於戰時的德國色彩而遭到國民政府接收。在這種考量之下，校方決定更換德籍的雷冕校務長，改由美籍的聖言會神父芮歌尼（Harold W. Rigney, SVD, 1900-1980）接任，並聲明北平輔仁大學是美國聖言會的資產。

一、教會辦學理念與校內的中外衝突

　　隨著戰爭的結束，被日方逮捕拘禁的輔仁師生陸續獲得釋放。日本語言文學系也立即被撤銷，在輔仁教書的日籍教師，紛紛返日，擔任校務長首席秘書的細井次郎教授也卸除職務，離開學校。

　　1946年，學校增設農學系、醫預科以及幼稚園。北平輔仁從這時候開始，上至研究所，下至大學部、中學、小學乃至幼稚園，可說已形成為一個相當完整的教育體系。

　　新校務長芮歌尼並無大學行政經驗，對中國也十分陌生。戰後的中國──特別是在1949年共產黨接收北平之後，仍舊處於一個強烈反帝國主義、各方勢力重整的過渡時期。北平輔仁的實權與財務向來掌握在外籍的教會高層手中，外國教會跟中國教職員的衝突與競爭難以避免；偏偏在這敏感時刻，「空降」而來的芮歌尼──儘管不熟悉中國事務，卻是一位事必躬親、強勢有主見、個性鮮明的人物；他上任後不久，逐漸開始和陳垣校長及中國教職員產生了摩擦。

　　芮歌尼發覺，聖言會在輔仁喪失了許多實權，而且學校「逐漸出現了缺乏效率與普遍缺乏天主教精神」。 ²² 依照中國政府的法令，校長必須由中國人擔任；宗教課程不能列為必修；教學與宗教也必須分開。在學校的行政管理上，中國政府承認的是中國籍的校長，但真正承擔重要責任的，卻是職權不被認可的校務長；換句話說，校務長變成了有責無權。芮歌尼認為，聖言會負擔了絕大多數學校的經費與開支，遑論神父修女們的犧牲。他們千里迢迢離開自己的祖國，來到遙遠的異鄉，領取微薄的薪俸，把一生貢獻給中國而毫無怨言，可是礙於中國政府規定，無法充分地傳播天主的福音。更何況，校務長和聖言會共同承擔了北平輔仁大半行政與財務上的責任，卻不被中國政府認可，也沒有足夠的權力，這是既不公平又損及教會利益的事。在芮歌尼眼中，北平輔仁自創校以來，聘用了許多非教徒的教職員，這些人逐漸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也擠壓了天主教徒的地位與教會對學校的主導權，使北平輔仁大學喪失了她原本應該要有的天主教特色。芮歌尼甚至明白地表示：

　　我對於只訓練年輕人成為化學家、物理學家、歷史學家或語言學家沒有興趣，世界充滿具有這類資格的外教人。中國需要的是受過訓練成為化學家、物理學家、歷史學家或語言學家的天主教教友，他們能夠從天主教的立場從事他們專業的領域。²³

　　為了加強聖言會在學校行政事務上的權責以及天主教特色，芮歌尼認主張必須在各系安插一位聖言會神父，負責處理該系的行政事務，以提高教會對各系的掌握與影響力。在師資方面上，也要多聘任聖言會的神父修女或是教徒，減少非教徒的聘用，更要積極栽培信仰天主教的中國籍學生，讓他們到海外接受完整的神學教育，成為未來北平輔仁師資的重要來源。

　　在戰後中國社會普遍排外的氛圍下，芮歌尼校務長的這些安排當然使得許多中國教職員心生不滿，特別是共產黨勢力逐漸在輔仁校園興起之後，相互摩擦爭執更是與日俱增。他們認為，學校的決策權掌握在教會這些外籍神職人員手中，中國人並沒有太多的發言權與影響力，這對於一所中國的大學而言，是不合理的現象。由於文化差異及語言隔閡，加上與中國教職員及學生在溝通上的不足，芮歌尼在任期內時常與中國人意見不合。雙方都缺乏同理心，各自站在本位立場看問題，分歧與衝突自然越演越烈。此外，戰後中國物價暴漲，通貨膨脹嚴重，學校開支出現難以應付的窘境，而此時國共間的衝突也不斷升高，北平輔仁內部的權力拉鋸變得更加複雜。

　　1947年初，共產黨在北平輔仁的勢力逐漸生根擴大，其無神論與唯物主義，顯然與天主教教義背道而馳，他們在這所天主教大學內的發展，自非羅馬教廷與聖言會所樂見。共產黨驅逐傳教士也時有所聞，他們利用學生組織與教師代表來干涉校務或示威罷課，導致北平輔仁的神職與教職員人心惶惶。

　　1948年底，隨著國軍在華北的失利，學校高層深知共產黨隨時可能進佔北平，這也意味著北平輔仁在不久的將來，或許要面臨是否遷校或撤退的重大抉擇。

　　此時的校園，瀰漫著一股忐忑不安、焦慮沮喪的氣氛；各方意見紛紜、臆測不斷，更加深了輔仁師生的惶恐和憂心。許多北平市民與外僑已經開始撤離，輔仁卻猶疑觀望，就連中國教職員在面對離開或留下的決定時，也舉棋不定。

　　校董田耕莘樞機主教提議，學校應該撤退一部分到臺灣，在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裡，以輔仁大學的校名延續教育工作；而羅馬教廷駐華代表則認為，共產黨的勝利是短暫的，應該要繼續留在北平。由於財務與技術上的困難，校方在12月初決定，暫不實施全面遷校，並告知所有教職員，學校尊重他們的選擇，並會提供部分經濟援助。學校不打算關閉或全面遷離，就算北平赤化，也要試著和共產黨尋求共識，繼續維持學校的正常運作。

　　然而，這並不代表高層對部份撤退毫無準備。1948年初，事務長徐思本（Peter Huengsberg, SVD ,1909- ?）就曾奉命赴臺考察；前校務長雷冕隨後也飛抵臺灣，為部份遷校作準備。在事務長為將來可能的撤退租好飛機的同時，總務長已經帶著北平輔仁的重要文件飛往美國。1948年11月底，政府展開「搶救平津重要學術人士」的行動，陳垣校長、輔仁董事同時也是北大校長的胡適（1891-1962），都是名單上的首要人物。

　　胡適認為，在中共執政下「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於是選擇搭機離開。而胡適的老友陳垣，在政府的數次專機來接與極力勸說下仍然有所堅持，不願離開他耕耘了大半輩子的輔仁；更遑論他對國民黨的反感與對人民政府的期待。²⁴

　　芮歌尼與部份聖言會的神父修女最後選擇留在學校。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進城，中共正式接收北平；北平又重新更名為北京。

二、赤色輔仁

　　共產黨接管北京後，仇外氣氛十分濃厚。教會學校往往被視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輔仁大學也被醜化為教會利用金錢與文化來控制中國人的機構。1949年2月初，陳垣校長、秘書長張重一與芮歌尼校務長，三人前往拜訪中共文教部副司長張宗麟（1899-1976）。張宗麟明白表示不願接見外籍人士，芮歌尼只好在外面的車裡等候。遭到不友善的冷遇，令芮歌尼感到十分不安。而陳垣與張會談的結果，更令他確信未來聖言會在輔仁大學的地位與影響力將不甚樂觀。張宗麟指示陳垣校長，學校內不得講授宗教課程，亦不得發表任何反人民或反對共產黨的言論，此外，學校也必須極力配合政府的教育方針。芮歌尼知道，為了避免將來可能發生的不實抹黑與不必要的激烈衝突，聖言會是該做某種程度的「退場」打算了。他認為應該要像調適良好的燕京大學一樣，重用中國人擔任大部份校務管理的主要職務，如此才能因應新局，減緩與中共的衝突，並且保全學校。

　　就在此時，18名輔大教師對校方高層發表了一份聲明，他們希望，今後必須由中國人來決定學校行政與經費管理等重要事務，決策也應採取民主表決，並落實宗教與教育分開的原則等。很快的，學校的行政會議作出決議，除了芮歌尼繼續擔任校務長一職之外，聖言會神職人員所掌握的多數重要職務，將改由中國人來擔任；而輔仁大學則仍然是一所由羅馬教廷及聖言會共同資助的私立天主教大學。²⁵

　　聖言會面對嚴峻形勢，釋出了絕大多數的行政管理權，但是某些擁護馬列主義的中國教職員仍然不滿意，校內仍持續不斷地出現反天主教的聲音。共產思想與影響隨著北京的赤化進入校園；教會在輔大所讓步的空間，完全被共產黨勢力所填補。

　　1949年3月初，輔仁召開第一次臨時校政會議，在沒有任何教會代表出席的情況下，決議立即廢除「天主教教義研究」、「天主教教會史」、「教宗通諭」以及「倫理學」這四門宗教課程。稍後，中共政府明文規定，北京輔仁必須將「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列為必修課，並且重申禁止講授宗教課程。輔仁附屬中小學的管理階層逐漸被共產黨人士所取代；而在大學裡，反天主教的教授也開始擔任學校重要職務。芮歌尼校務長逐漸被架空，許多重要的行政決策會議都不再通知他出席，甚至以中共政府為後臺的中國教職員還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取消他的校務長職權，把聖言會所剩不多的行政管理權也抽走；讓聖言會變成了一個單純提供學校資金的機構。

　　1949年暑假，輔大教職員被強制學習中共的思想教育，所有畢業生則必須參加為期五、六週的思想教育課程，才能順利畢業。宗教被說成是人民的鴉片煙，中共政府甚至表明，允許任何攻擊宗教的言行。這時的輔仁，可說已經由一所天主教大學，變成馬列主義與無神論的思想教育基地了。

　　隨著輔仁的赤化，校園中排外、反天主教的氣氛也日益顯著。學生在報紙上刊登抨擊聖言會神職人員的文章，形容輔仁是一個由帝國主義份子所掌控的獨裁校園。天主教的教職員與學校的神父修女們開始受到反天主教份子的持續騷擾與迫害，他們或者打電話、張貼毀謗的海報，或者採取實際的行動，例如，學生領導可以動員所有學生拒修某位教授的課，使該教授被迫辭職。儘管中共官方表明，教會可繼續經營輔仁大學，但共產黨對學校的控制卻日漸嚴密，監視外籍神職人員的舉措也更加明顯；除了限制居留外，部分神職人員在無預警的狀況下遭到逮捕審訊。神職人員外出時，時常遭到警察跟蹤，而他們的住所也經常被搜查與監視。除了官方的監控，甚至還有學生與外籍神職人員發生衝突，校園內的這些攻擊性行為與反對聲浪，都讓輔仁的神職人員感到強烈的恐懼與不安。

三、芮歌尼的最後一搏

　　芮歌尼對於共產黨勢力幾乎壟斷輔仁，感到十分挫折與無奈。信仰天主教的學生，大多早就離開學校，而新學期的註冊人數也大幅銳減。有些恐懼共產黨的人，放棄舊有信仰，改奉馬列思想；而原本沒有宗教信仰的輔大師生，則極度缺乏原則和怯懦，像牆頭草一般地拋棄過去的立場，努力爭取共產黨的認同。²⁶陳垣校長雖然與教會仍保持合作關係，但認同共產黨理念；在共軍接收北平時，他曾步行十幾里，親自到西直門大街去迎接解放軍入城。

　　芮歌尼在被解除校務長一職後，他很清楚知道如果再不採取行動，輔仁將會完全落入共產黨掌握，失去一所天主教大學應該有的特色。此刻，他手上僅剩的最後一張籌碼，就是財務資源；事實上，這也正是他最煩惱憂心的地方。

　　戰後嚴重的通貨膨脹仍然沒有改善跡象，羅馬教廷的補助有很大一部份被持續上揚的物價所抵消；更由於輔仁在共產黨勢力介入後很快失去天主教特色，導致美國方面的捐獻大幅減少。聖言會過去依靠募款，還能每月固定補助1.5萬美元，現在也只剩一半或多一些。學費方面，註冊人數急遽減少，收入亦大幅縮減。以往的輔仁學生，不少來自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自從共產黨接收北平後，這個城市的資產階級也快速地消失。新政府強制規定輔仁要開設「唯物辯證法」這類的馬列思想課程，而聖言會的神長們絕難違背自己的信仰，不可能用教廷或美國聖言會的補助款來支付無神論課程的開銷；已經夠少的學費收入，被迫還要挪出一部份來供應這類新設政治課所需。學校再度陷入捉襟見肘、青黃不接的財務困境。

　　芮歌尼為了避免學校被共產黨控制的情形更加惡化，排除了向新政府請求援助的解決方案，改以「縮衣節食」的辦法減省費用。民族系、農業系與藝術學系因此停辦，家政系規模縮小；輔仁與附屬學校大幅裁員，附屬中小學的教職員薪水，更必須自行籌措。

　　時間並沒有緩解中共政府與教會間的衝突，且分歧日增。共產黨不斷在輔仁加強灌輸馬列思想，並持續架空神職人員的行政管理權。

　　1950年4月，共產黨再度干涉開課，建議在社會學系加入唯物論、無神論的課程。神父們忍無可忍；一所天主教大學竟然開設這兩門課，對整個天主教世界而言，簡直匪夷所思。如果社會系開此先河，以後經濟、歷史與哲學等系，勢必也會被迫走同樣的路，這也意味著教會屆時將全面撤出輔仁。5月，中共政府通過陳垣校長示意，希望擔任各系系主任的外籍神職人員儘速自行辭職，否則不久後，政府將「親自動手」；顯然，共產黨計畫將所有神職人員排除在學校行政管理體系之外，最後，聖言會除了提供資金外，對學校事務已無任何置喙餘地。

　　芮歌尼再也無法容忍情況繼續惡化。當初，輔仁創校先賢長年聲嘶力竭地呼籲奔走，本篤會神長們的巨大犧牲、羅馬教廷、德國政府基金、美國教友的慷慨義助、教授被捕入獄、聖言會神父修女們離鄉背井、甚至在中共接收北平時，許多神職人員不顧性命，堅持留下來繼續守護輔仁，凡此種種的心血與所有付出，絕不是為了要成立一所反天主教的無神論大學。17年前，教廷把輔仁大學交給聖言會，對於一個年輕的教會團體，那是多麼大的榮耀與肯定，現在他無論如何也要傾全力捍衛這個「天主教在中國的堡壘」。既然聖言會被擠壓到只剩下財務資助這個功能，那麼，這也是他芮歌尼唯一能用來跟共產黨談判的籌碼了。

　　韓戰爆發後，反帝聲浪更為激烈。1950年6月，芮歌尼與聖言會高層商量後向學校開出條件，以財務補助為前提，要求成立一個由教會指派的校董事會；這個校董事會不僅有任命校長的權力，而且對學校的人事聘任也有否決權。唯有中共當局接受上述條件，聖言會才願意繼續補助輔仁大學。陳垣校長與秘書長認為，聖言會的條件沒有實現的可能；尤其是人事聘任的否決權這一條，更是違反政府法令。儘管校方不接受，聖言會羅馬總會長與芮歌尼的態度卻十分堅決。7月，芮歌尼再度重申教會的立場與要求；這一次，聖言會更具體要求校方不續聘五位反對教會的教職員。

　　陳垣校長在去函中共政府之後告知芮歌尼，他們所提關於成立校董事會的要求可以商量，但人事聘任的否決權，校方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同意。稍後，芮歌尼以強硬的口氣，要求陳垣校長給予「一個滿意的回答」，否則在7月底就要中止聖言會的補助款。陳垣斷然拒絕，並且警告芮歌尼要負責一切的後果。

　　1950年7月29日，芮歌尼發表〈告本校同仁同學書〉，說教會對校方不願讓步一事，深表遺憾，並聲明自該年8月1日起，教會將斷絕輔仁大學所有的經費補助，今後學校的開支，由陳垣校長自行負責。兩天後，中共文教部副司長張宗麟當著輔大全體教職員的面，抨擊聖言會是帝國主義者；當晚，陳垣校長在校務大會上也公開表示，這整件事就是「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²⁷

　　儘管雙方已公開抗衡，而且聖言會也宣稱要斷絕輔仁大學的所有經費補助；但不管是共產黨還是聖言會，恐怕沒有人真的樂意見到這樣的結局。中共政府仍然希望聖言會能夠繼續支援輔仁大學，因為她也擔心，如果教會真的放棄輔仁，那麼中共當局就不得不接管這所大學，如此一來，其他相同處境的私立學校必然會群起效尤。再者，像輔仁如此規模的學校，對新政府的財政而言，的確是一個相當沉重的負擔。而教會這方面，芮歌尼還是期待能有轉機，他並不想就此放棄中國這所來之不易的天主教大學。他不斷跟校方及中共當局交涉，甚至去函周恩來（1898-1976）；但是他發覺，無論如何溝通，雙方依然堅持己見，彼此的分歧完全無法消弭。

　　9月，教育部長馬敘倫（1885-1970）代表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函覆芮歌尼，信中除了一再重申中共當局的立場和原則外，只有對聖言會的指責，以及把輔仁收回自辦的威脅。從這封信和前幾天頒布的「私立高等學校管理暫行辦法」看來，中共當局的態度已經相當明顯──聖言會要的董事會可以成立，但教會絕不能透過董事會干涉學校行政；在中國境內的學校，都必須開設革命的政治課程；宗教要與教育分離，所有宗教課程只能是選修，而且不得強迫或利誘學生選修。另外，關於五位反教會教職員的續聘問題，屬於學校行政權限，教會無權干涉。 ²⁸

　　芮歌尼深知，一切已成定局，再無轉圜餘地了。隔天，聖言會總會長致電芮歌尼，明白指示聖言會決定中止對北京輔仁大學的所有經費補助。9月30日，芮歌尼將聖言會羅馬總會的回覆送交教育部。當晚學校即召開教職員大會，陳垣校長向輔仁全體同仁保證，中共政府絕對不會遺棄他們，教育部副司長張宗麟以慷慨激昂的口氣宣布：

　　輔仁大學是一所屬於我們中國人民的大學，是由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和人民解放軍勝利所解放出來學校。帝國主義及其爪牙，蔣介石的強盜集團，已經逐出中華大地。只有臺灣和西藏尚未能解放。兩地也將會被解放。所有帝國主義者必須驅趕殆盡。²⁹

　　就在大會為「新輔仁」歡呼喝采的幾天後，1950年10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下令接辦輔仁大學，聖言會全面撤離。

四、尾聲／落幕

　　輔仁成為「國立大學」之後，一些忠貞虔誠的神職人員，在北京教區代理主教、天主教學生及教友的請求下，最後仍然選擇繼續留在已不屬於教會的輔仁。可是他們很快就察覺，共產黨並沒有打算「放過」他們。芮歌尼發現自己一夕之間突然變成瘟疫一般，所有人都對他避之唯恐不及；而曾經受過他照顧的人，為求自保，也轉而向警方指控他。輔仁前事務長徐思本首先被中共當局秘密逮捕；所有的帳本及文件，連同這位勤懇的德籍聖言會神父，一併消失在輔仁校園。

　　1951年5月，中共教育部正式宣布，北京輔仁將與北京師大合併，組成為新的北京師範大學；取消輔仁大學校名。7月25日，芮歌尼及所有輔仁的神父修女，全部在恭王府被捕下獄。官方指控芮歌尼為美國間諜、反革命份子、阻礙輔仁大學改革的破壞份子，甚至控告他意圖行刺國家主席毛澤東（1893-1976）。³⁰這些年來，芮歌尼為了捍衛輔仁大學的一切拼搏，卻給了共產黨將他逮捕入獄的最佳理由。思想起耶穌基督被指控的罪名、他的遍體鱗傷以及他肩膀上血跡斑斑的沉重十字架，芮歌尼突然覺得，自己手上的這付手銬竟是如此光榮。³¹憑藉著堅定的信仰與理念，他雖然在獄中慘遭嚴刑拷打、百般折磨，卻仍然沒有背棄對天主的忠誠。在關押四年後，他最終被判處10年徒刑；此時適逢中美雙方為終止韓戰而同意交換各自拘禁的對方國民，芮歌尼才獲得釋放。

芮歌尼出獄照

　　另外，中共政府收回輔仁大學自辦後，陳垣繼續被委任為校長。他前於1949年初在報紙上發表了〈給胡適之的公開信〉，明確表達了他站在人民政府這一方的立場。這一封著名的公開信，為中國兩位重要學者間的友誼劃下了句點。胡適當時已隨國民政府遷臺；就在他仍然堅信其老友在報刊上的文章，是被逼無奈發表的同時，陳垣在輔仁被中共政府接收後，再度於報刊上發表了〈輔仁大學反帝鬥爭的經過──是爭教育主權，不關宗教信仰〉；顯然，文章的標題已經毫不含糊地反應出他的立場了。 ³²

　　1952年，中共政府為使高等教育符合社會主義計畫性建設的藍圖，進行了大規模的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工作；輔仁大學被併入北京師範大學。

　　9月，輔仁大學的國文、外語（二、三年級）、史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教育、心理等9個學系53班、共1,123名學生被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外語（四年級）併入北京大學。另外，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勞動組，則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經濟系合併組成中央財經學院。一年後，中央財經學院再併入中國人民大學；而社會學系內務組則併入北京政法學院。陳垣被任命為新的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至此，輔仁大學在中國大陸的28年輝煌歲月，於時代巨變的動盪和教會的無奈與失望中，暫告結束。唯世事難料，天主福佑；不到10年，輔仁大學在臺灣——這個被葡萄牙人讚嘆為「福爾摩沙」的美麗之島——復校了，真是奇異的恩典。